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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巴斯夏还论证道：当法律以友爱为借口、规定市民们牺牲自己的利益以造福公共利益时，人性并不会因此而消失。

建议稿删除了原条文关于复议前置的规定，因为法律不宜对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加以限制，否则等于减少了其救济途径，不利于保护其合法权益，也有悖于司法最终解决的诉讼原理。从各国实践来看，国家行为通常不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主要理由在于：国家行为具有主权性、整体性、政治性、高度的机密性，同时对国家行为存在着独特的责任追究机制以及补偿机制。

第三，在行政赔偿或补偿诉讼中，原告应承担损害证明责任。（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第二十四条【移送管辖】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时，应当在征得原告书面同意后，移送给该法院认为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方案二则未将此类行为做出排除规定，而是将其统统纳入诉讼范围，这种方案有利于对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刑事侦查权进行全面监督，从而对公民的合法权益形成更有力的保护。（三）行政行为导致违法出让、转让国有资产或者非法侵占、毁坏公共财产的。

司法建议是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建议{16}。因此，司法建议不会对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工构成挑战，也不会对行政行为基本理论构成挑战。但如果我们承认由执政党提出修宪建议是宪法惯例，则完善、改革或新建某些制度势必会改变甚至完全废除这一宪法惯例。

其实，在执政党以外，也有不少组织或个人提出过修宪建议，比较多的是法学专家提出学术性的修宪建议，也有其他组织或个人提出的修宪建议。同时，还应明确，宪法中关于我国国家性质、根本政治制度及涉及国家主权等事项的规定不能修改，针对这些内容提出的修宪建议将不予接受。三是将修宪建议中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去掉了建设二字)。但是，这也带来不利的后果，如因为制度性、技术性的内容被长期忽视使得宪法往往只停留在纸面上而在实践中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宪法的稳定性较差，宪法的权威不足，等等。

[⑤]可见，修宪机关将接受执政党的修宪建议并转化为宪法条文视作自身的法定职责。对1954年宪法、1978年宪法两次全面修宪建议，是由执政党直接形成修宪草案的议案并直接向全国人大提出的。

因此对修宪建议的具体内容也应有所限制。[⑨]199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的《附件二》中确定，这次修改宪法不是作全面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有些问题今后可以采取宪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解决。三、对由执政党提出修宪建议问题的几点评论（一）不宜将由执政党提出修宪建议视为宪法惯例对由执政党提出修宪建议这一行为是否应该被赋予法律（或宪法）意义，目前学界存在争议。执政党根据各个时期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及社会现实的变化，在党内形成统一、重大的意志或主张后，以建议的方式直接向宪法修改机关提出，后者依照法定程序，完成对宪法的修改，使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的最高法律即宪法。

但目前提出修宪建议仅限于执政党，其提出的程序也需要进一步规范。[⑤] 吴邦国：《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代序），载《宪法和宪法修正案辅导读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13] 关于这一系列修宪原则的具体分析可参见谢维雁：《我国宪法修改原则论析》，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6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执政党以外的主体提出的修宪建议就完全没有意义。

执政党提出的修宪建议反映了执政党的理论创新、路线方针的变化及新的经济政策。既然执政党以外的组织或公民提出的修宪建议具有独立的价值，修宪机关就不应只接受执政党提出的修宪建议。

1982年以来，执政党提出的修宪建议一般由三部分内容构成：宪法修改的背景、建议修改的具体内容和修正案议案提出的时间。这个修宪议事规则，除明确规定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接受修宪建议、收集关于修改宪法的意见和建议及公布修宪建议的程序外，还要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表决程序。

显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以法律议案的表决程序来表决宪法修正案草案。[⑦]这是第一次全国人大代表在对宪法修正案草案进行审议过程中提出的意见被采纳，也是正式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修宪建议的具体内容第一次作出了具有法律意义的修改，意义十分重大。第三，如果将执政党提出修宪建议视为宪法惯例，则会妨碍对提出修宪建议进一步制度化进程。（三）规范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修宪建议程序所谓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修宪建议，是指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修宪建议的接受，一是将修宪建议转换为向全国人大提出的修宪草案议案。宪法修正案（草案）和一般的法律议案有本质区别。宪法完善的主要目的是制度完善，特别是体现宪法基本精神的制度完善。

另一方面，在提出修宪建议的同时，还应提交修宪建议说明。总之，执政党通过提出修宪建议以及修改后的宪法实施是实现其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进行政治领导的最为重要途径之一。

1982年之前提出的修宪建议，受特定时期政治环境的直接影响，没有形成固定程序，变化较大。现行宪法修改表决采用特别程序，国外宪法表决也均规定不同于一般法律议案的表决办法。

尽管西方学者强调说，宪法在本质上乃是政治性的，[21]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将政策的精神纳入宪法，只是宪法完善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是一种主要方式（至少在目前是如此），但绝不是目的。（二）执政党提出修宪建议已经成为宪法修改的启动程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很重要的职责，是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

由执政党提出的这些修宪建议分量很重。但没有具体修宪建议产生过程的说明。如果由执政党提出修宪建议已经是宪法惯例，则不应容许对, , 它的完善或改革。不过，执政党以外的主体提出的修宪建议都没有能够启动正式的修宪程序。

建议制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修宪议事规则，保证接受修宪建议、审议修宪草案程序制度化。修宪建议说明的核心内容是要说明宪法原有的规定存在的问题、如何修改宪法以及为什么要这样修改宪法。

对修宪建议的处理情况，由专门机构回复修宪建议提出者。宪法修改其实只是将这些创新理论和新政策重新载入宪法。

第五，修宪建议的接受主体逐渐规范。理由是：第一，诚如前述，由执政党提出修宪建议不具有宪法效力，因此不具备成为宪法惯例的前提。

相反，其他主体提出的修宪建议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⑨] 刘政、程湘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页。根据这一规定，由全国人大直接接受修宪建议的方式被排除。[②] 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③] 199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的《附件2》中指出，宪法修改条款，征求过 省、自治区、直辖市、有的单位或地方、一些同志的意见。

从我国修宪实践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修宪建议是常态，由全国人大主席团接受修宪建议是补充形式，是备用的。这意味着，提出修宪建议的其他主体是被排斥的。

以修正案方式修改宪法，最早在1988年的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上由彭真委员长提出，得到了委员长会议和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赞同。进入专题： 修宪建议 八二宪法 。

这样的修宪自然主要是政治性的，技术性的、制度性的内容很少涉及。修宪建议所建议的自然只是修改宪法，而不是重新制定一部新的宪法。